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规律，深化对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认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作为“国之大者”，其政治性和人民性集中体现在社会价值上，不能单纯以经济价值来考量，必须从社会价值视角重新审视自身的定位和功能。本文提出“善本金融”，是从社会价值向度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回归本源、确立服务功能第一性，把“善”的基因嵌入金融服务的场景中，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抑恶扬善”评价体系，营造“金融向善”与“客户崇善”同向同行的发展氛围，形成金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范式。
问题提出：初心回归、功能矫正、使命提升
我们提出善本金融，不是一种简单的伦理倡导，而是基于金融发展史、现代金融本质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而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探索，以期通过金融服务以善为本的社会价值向度校正初心使命，推动功能回归和使命提升。
金融回归本源、确立服务功能第一性是善本金融的学理基础
探究金融的本质，离不开对金融发展史的反思。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工具，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助推器，其本身也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发展。资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阶段，与此相应，金融也经历了从“信贷”到“信用”再到金融资本的发展历程。在商业资本阶段，资本利用“信贷”工具克服了财富的地理限制，形成了早期的信贷制度和金融体系。在产业资本阶段，资本利用“信用”工具克服了资本总量和价值增值的限制。“信用”的本质是对社会资本的集中与再分配，从而赋予产业资本家在一定界限内支配他人资本、财产和劳动的权力，但信用过度使用会导致无序竞争和生产过剩。在金融资本阶段，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资本通过银行贷款证券化实现了信用的无限扩张，产业资本的运行逻辑逐渐被金融思维所主导，其资本扩张不再被产业的自身循环所决定，而是取决于融资能力。由此，金融在实体经济之外打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虚拟经济体系。过度使用“影子银行”将导致真实的经济运行被“架空”，从而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结合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可以看到，金融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部逐步从实体经济中分化的历史，也是一部由从属于实体经济不断走向主导、控制实体经济的历史。从社会发展视角不难发现，金融一开始就具备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性和自身作为产业的营利性（产业性）的双重特性，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其营利性不断强化，逐步成为控制、主导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哲学上有第一性、第二性的概念：第一性是根源、是基础，具有先天性；第二性是派生、是衍生，具有后发性。以此看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服务功能是第一性的，营利性是第二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金融发展史是金融服务功能第一性不断迷失的过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华尔街现象”。金融回归初心、回归本源，正是现代金融理论需要反思和重构的地方，确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第一性，就确立了金融评价的社会价值视角，也就有了金融向善、善本金融的发轫。
以“善本”原则导正金融放大功能是善本金融的根本遵循
现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大多能在金融里面找到根由或踪迹，而且往往是没有坚持金融以善为本的结果。在西方，金融资本成为了控制社会和收割财富的工具，引发一系列经济动荡、金融危机。在我国，也出现过逐利性驱动下的资本无序扩张，资本控制金融牌照或利用金融手段实施不当竞争、信息垄断、监管套利等现象，给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了重大隐患。
资本无序扩张的背后是金融偏离了社会价值考量维度，究其根源在于金融服务的立场出了问题。金融作为现代工具，从其本身的属性来看是中性的，但金融服务的对象有善恶，尤其是金融先天具有放大功能，服务善的主体就是放大了正的能量，服务恶的主体就是放大了恶的危害。因此，金融必须要确立起“善本”的原则，认真考量金融应当为哪些群体服务、金融资源应当投放到哪些领域、金融专业工具应当鼓励和赋能哪些经济行为。我们提出“善本金融”，就是要把“善”作为金融服务的基因，服务于善的主体、善的领域、善的行为，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根本要求，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人民金融素养，实现中国特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践行金融政治性、人民性是善本金融范式重构的核心要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喊口号层面，要触及深处，落实到行动。历史证明，评判金融工作的好坏，要看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是否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要求是在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形成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价值根基。
金融的政治性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坚决防止金融资本控制社会。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对金融工作把关定向，这是金融第一位的“善”。坚持党的领导，意味着金融要以服务国家中心大局和实体经济为根本目标，为有责任担当的好企业服务赋能，坚决摒弃西方的“华尔街金融”之路，避免成为资本“收割韭菜”、控制社会的工具。
金融的人民性要求增进民生福祉，突出金融的基础性、保障性功能。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必然要求金融突出基础性、保障性功能，回归到助力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的定位。重点是建立健全面向各个层次特别是中老年、中低收入、中低受教育人群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完善面向小微企业的高效融资体系，搭建线上线下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人民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实现基础性、保障性金融服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范式升维：从金融向善到善本金融的逻辑
所谓从“金融向善”到“善本金融”，是将金融服务“善”的认识由叶到根、由表到里、由形到神；在金融服务中将“向善”的主观意识和积极行为升华为“善本”的自觉意识和自在行为，从抽象的思维认识到在具体的金融服务场景里形成一系列生动实践，推动善本金融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
规制资本无序扩张，引导“资本向善”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帮助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近年来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循环流转通道出现了梗阻，金融某种程度上存在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问题。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以产融结合为名，行资本扩张之实，甚至进行监管套利，形成了异化的金融资本。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直击资本无序扩张的乱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构建规制扩张冲动的制度体系，让资本在明确的边界内有序流转。但法律制度是底线，是一种“下限式”的规定，而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仅仅守住法律底线依旧挡不住“门口的野蛮人”来敲门甚至登堂入室。因此，要透过制度抓住金融的初心本源，把严守制度的底线要求转化为向善的价值追求，嵌入金融服务的具体场景中。尤其是要把握好金融机构所服务的客户，不能简单以经营指标、资产规模等技术性指标来衡量，而要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进行可量化的价值评估，并配套以相应的资源投入和风险包容度，进而构建“扬善抑恶”的客户评价和服务体系，把资本引流到真正“向善”的客户中。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引导“财富向善”
国之称富者，在乎民丰。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世界各国都在面对的重大问题，关乎国民福祉升降、贫富差距变化等。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提“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其中的就是对善的社会的追求。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二重性”，不仅促进财富增长，也会加剧财富分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必然导致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均衡分配。因此，共同富裕绝不是均贫富，而是要体现公平合理，让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各群体。
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是通过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驾驭“二重性”，以善为本“扬其利束其弊”。对金融机构来说，一是要提供风险收益相匹配的财富产品，帮助进行资产配置，提高财产性收入；二是要通过投资者教育等提高全社会的理财意识和能力，防范金融风险，打击金融诈骗等行为，营造正向的财富生态；三是要加强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探索，形成财富分化的鸿沟消弭机制，特别是如何帮助企业家自主可控做慈善，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边界，引导“科技向善”
技术革新引发的数字化浪潮，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形态，带来了资本的平台化和数智化金融新时代。资本借助平台公司颠覆了传统经济模式，更关注用户之间的社会链接，进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推进了金融服务模式的全新变化。一方面，平台资本的用户思维和数据思维很容易走向一种典型的垄断逻辑，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社会分配的两极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提升了服务的精准性，使得普惠金融得以高效推进，而对产业生态的精准分析使得链式金融成为可能，从而改变以往靠抵押担保的金融服务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和以链式金融为代表的产业数字金融，为解决“金融排斥”提供了新思路，也是未来金融业竞争的制高点。但这其中同样存在着“两重性”，需要从社会价值视角来审视数字技术变革中金融创新的“善本”原则。资本的平台化和资本的金融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以“赢者通吃”为特征的平台经济，后者是利用资本市场工具加大杠杆、扩张信用。这里面，尤其需要金融机构在贯彻“善本”原则中实现有效约束，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种要素都应该在其中发挥正行正向的作用。平台化数智化时代为“善本金融”开辟了广阔的舞台，也向“善本金融”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保障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保障生态中的共富逻辑，全面提升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共富金融的质量和水平都是平台化数智化时代“善本金融”的着力方向。
探索实践：四大向度构建善本金融生态
浙江是市场经济的热土，也是金融沃土，当前正处于奋力推进“两个先行”的新征程上，特别需要汇聚和激发各类资源尤其是向善的金融力量。目前正从理念、队伍、对象、机制四大向度推进探索创新，一体构建善本金融生态。
一是推动服务理念向善，深化企业文化建设，营造正向正行的良好生态。服务理念是回答我们为什么服务、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这些年，不少金融机构把市场激励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来源，忽视了社会价值的内在激励，导致功利主义蔓延。追求服务理念向善，要求金融机构站位要高、格局要大、情怀要深，弘扬善的文化、鼓励善的行为、传递善的温度，将潜意识底层的性善，提升至不学而能的“良能”状态，唤醒内在向善的力量，做到发自内心地追求向善。2022年以来，浙商银行全面启动文化建设工程，践行“正、简、专、协、廉”五字政治生态，确立“敬畏、感恩、诚信、责任”共同价值观，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善的能量。在公益之心、奉献之心、协同之心引领下，推行“员工善行”计划，在“一行一校”、社会化拥军等各方面担当社会责任，形成了正向正行的价值取向和干事生态。
二是推动专业人员从善，探索金融顾问制度和区域综合金融服务示范区，打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示范样本。金融服务队伍从善是善本金融的关键枢纽。目前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存在“金融精英论”“行业特殊性”等错误论调，以及在这些思想驱使下出现的“打猎”而不是“种田”，“雨天收伞”而不是“雪中送炭”等行为。聚焦如何推动专业人士从牌照中走出来去服务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浙江省从2018年开始就成立了金融服务委员会，全国首创金融顾问制度，参照法律顾问、家庭医生，定位在当好企业的“金融家庭医生”、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和居民的金融理财咨询师，通过构建“1+N”服务模式（1个金融顾问链接N个机构资源），努力实现两大转变：一是从“以牌照为中心”的专项服务转到“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服务；二是从注重融资转到融资和融智并重的全方位服务。这项制度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创新，目前已建立省市县三级机制，有3500多人开展公益性服务，为5.72万家企业提供融资4500亿元，在北京、上海、山东等10多个省市推广。同时，县域是中小微企业和基层群众聚集的特定区域，因此在县域里开展制度创新不但有理论价值，而且特别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数字化浪潮下，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投资者教育等，推动实现企业运营成本下降、政府平台优化提升、区域金融生态全面升级。目前，浙江正在杭州市临平区开展综合金融服务示范区试点。
三是推动服务对象为善，探索客户向善标准和助力企业家向善机制，构建社会价值视角下的模式创新。服务对象崇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清醒认识到金融牌照是国家许可，更是一份重要的政治责任。一方面，要帮善不帮恶，陪伴有责任心、有社会担当的企业成长，不做资本无序扩张的帮凶、不做资金空转套利的帮手。浙商银行正在打造“浙银善标”体系，走出单纯以抵质押物多少对客户进行评判的窠臼，而是以向善为重要标准对客户进行多维度评判，梳理形成应当服务到的客户清单，从资源、成本、容忍度等各方面给予匹配。另一方面，要研究金融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公益金融服务新模式，针对企业家参与慈善有顾虑的问题，搭建公益金融服务新平台，帮助企业家自主可控参与慈善事业、提升社会价值、实现财富升维，同时让企业家参与到基层治理中去，成为社会管理的参与者和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以金融机构个体之善推而广之实现全社会之善。
四是推动保障机制助善，完善考核激励和资源配置，形成赋能向善的评价反馈体系。正向的评价反馈是发展善本金融的重要保障。虽然金融领域引入了ESG等指标，丰富了原有的评价维度，2021年财政部印发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也新增了“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和“发展质量”两个评价维度，但总体上对金融机构的考核仍以规模、利润等业务指标为主，更多聚焦于经济价值。发展善本金融必须从金融的社会价值出发，从业务盈利的导向转变为金融功能属性发挥成效的导向。浙商银行从内部绩效考核入手，研究探索体现向善的考核体系，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推进公益金融、ESG评价等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的科学评判，加大对小微普惠、绿色金融、先进制造业投入的考核权重。同时，建立善本金融的资源配置体系，把更多信贷资源倾斜到“善”的客户、业务、产品和生态，对普惠金融、“双碳”金融、科创金融等安排专项资源予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