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至17日，第九届财新夏季峰会首次从香江之滨来到钱塘江畔，以“蓄力创新 共谋发展”为主题在杭州举办。峰会汇聚了百余位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与专家学者，围绕金融如何服务科创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协同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当前科技金融已进入全面落地的关键阶段。今年初，全国31份省级“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科技金融出现频率累计超92次，出现频率遥遥领先，纷纷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由此金融业正面临一场亟须完成的蜕变：从传统的资金供给者，进化为与科技创新同频共振的生态赋能者。
从本届峰会杭州会场的议程设置与嘉宾发言来看，当前国内科技金融发展面临的普遍矛盾在于资金的配置效率不佳，而非供给总量不足。从根本上来看，资本的商业回报诉求与科技创新的长周期、高风险特征之间缺乏有效的适配机制，这正是当前科技金融亟待突破的深层瓶颈。而长三角作为我国科技金融改革的先行区域，能否在这一适配机制上率先探索出可行的制度路径，不仅关乎长三角地区的科技金融改革的纵深推进，也为全国提供一个可参照的实践样本。
从K形分化到逻辑重构
当前谈到科技金融的落地实践，资本供给端的结构性矛盾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在圆桌讨论中提出了一个观察，他发现中国已形成一个以产业政策为指挥棒的融资体系。从央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到金融监管的鼓励政策，从各级政府引导基金到上市邀约制，各类政策工具协同发力，使得政府支持的产业领域在三到五年内就能完成从起步到内卷，再到过剩的完整周期，而过去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十年。
这种融资体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政策信号能够快速传导至市场，但退出机制的建立远没有同步匹配，大量资本和产能由此沉淀其中。另一方面，市场则表现为鲜明的“K形”融资结构，受鼓励的领域资金扎堆，明星项目即便在天使轮也能获得高估值，而未列入重点支持的领域则融资遇冷。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蒋展用数据佐证了这一判断。他表示，从科技成果转化的全周期来看，特别是早期和Pre-IPO阶段的资本往往高度集中，而处于中间环节的中试阶段却乏人问津。中试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前的必经环节，也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这一阶段前期研发投入大、短期回报低、市场风险高，传统逐利资本望而却步，财政补助又难以形成循环支撑。
中信建投证券总经理金剑华进一步拆解了“中试困境”的两个层面。他指出，一是时间周期上的错配，科技产品从实验室到产业化通常需要七到十年，而市场上绝大多数基金的存续期只有三到五年；二是估值体系上的空白，中试阶段企业资产开始逐步变重，却尚未产生足以支撑传统估值方法的稳定现金流，融资时缺乏公允的定价锚点。
传统金融机构的决策逻辑同样面临着适配难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指出，传统金融机构做投资决策基于五个维度，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市场前景、技术与商业模式、治理与人才、自身风控能力，这套逻辑的核心假设是历史数据能够有效预测未来，但科创项目恰恰打破了这一假设。因此五个维度的评估顺序必须从由近到远转变为由远到近，先看技术突破的可行性与成熟度，再看市场需求和商业价值，最后才审慎参照传统财务指标。
然而这套逻辑重构在现实中面临多重障碍，胡晓炼将其概括为四大堵点：技术难辨、前景难判、估值难定与风险难当。归根结底，金融机构面对高度信息不对称的科创项目时，既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工具，也缺少制度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于是扎堆明星项目、追逐政策标签便成了最务实的选择。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亦从资本供给的结构性视角提供了另一层解析。他指出，“中国现在不缺钱，缺资本，更缺的是科技资本。”虽然中国的资本总量并不少，但短板在于科技资本的形成与供给能力，而具备专业判断力和产业整合能力的科技资本更是十分稀缺。
科技资本的短缺，集中表现为耐心资本的不足。202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耐心资本后，“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上升为战略任务，各地政府引导基金也探索将存续期延长并建立亏损容忍机制。但从政策到实践仍有明显落差，厚朴投资创始人方风雷在峰会上直言，要让国有背景的机构投早投小，无论免责机制如何设计，其决策者始终面临风险压力。于是他提议，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走市场化机制，鼓励民营机构参与，并设立专门的创新型交易所。
事实上，耐心资本的培育，不仅需要政策的有效引导，更需要金融机构发挥实质的中坚力量。目前国内部分银行等机构正加速探索差异化的路径。以浙商银行为例，作为唯一总部设在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该行早在2016年就推出了全国首个“人才银行”金融服务品牌，打破传统授信逻辑，构建了“数专利、看团队、看未来”的科创人才专属评价体系。随后，以“人才银行”为起点，该行逐步构筑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聚焦科技型企业初创、研发、扩产、上市等十五类关键场景，配套三十余种科技金融专属产品，将自身定位从传统的“资金提供者”转向科技创新的“长期陪跑者”。截至目前，该行已服务科技型企业超3.5万户，近三年来助力超160家科技型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从与会嘉宾的讨论来看，整体来看，资本供给端的矛盾并非简单的资金短缺，而是资源配置逻辑与科技创新规律之间的结构性摩擦。缓解这一矛盾，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资金供给，更是一套能够连接政策意图与市场逻辑的衔接机制。
从区域协同到生态共建
如果说资本供给端的矛盾更多体现在资金进入科创领域的入口环节，那么区域协同与生态构建的难题则贯穿于科创企业成长的全过程。
在完善创新资本生态方面，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内创新的高地，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发展同样处于领先位置。但高地之上，不同阶段、不同赛道的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本支持并不均衡，“温差”客观存在。真格基金董事李德给出的一组数据从早期投资维度佐证了这一点，他表示，真格在过去15年间累计投资逾1300个项目，至今仍在存续期的约800家，实现IPO的仅28家。早期投资极低的成功率意味着，科技创新这个领域天然需要一套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长三角若要进一步完善创新生态，率先在制度层面为早期投资创造生存空间是一个必须回应的课题。
在创新区域协同方面，阻力则更多来自体制机制层面。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赵昌文指出，跨省区协同创新必然面临税收与GDP分配的问题，财政资金跨区域使用也同样存在制度性障碍。金剑华表示，G60九城协同需要协同价值、产业与项目三个层面，其中价值层面的利益协同最难突破，各地以GDP增长和财税收入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使得跨区域的利益统一缺乏制度基础。
从产业分工的视角来看，理论上长三角应形成以上海为创新高地、江浙皖为产业腹地的雁形梯度布局。但现实中，上海与周边区域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辐射传导机制，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与优质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仍向中心城市汇聚，周边区域获取创新资源外溢的渠道尚不够通畅。在项目层面，九城之间尚未建立起统一的项目库、企业库、人才库与技术库，各地信息系统相对独立，跨区域的信息共享与资源对接仍缺乏基础性平台支撑。两个层面的瓶颈相互交织，使得长三角区域协同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仍有不少体制机制环节需进一步理顺。
群核科技公共关系副总裁王沛君从企业视角深有感触。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群核科技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受益于区域分工，上海与浙江在算法与应用场景上见长，江苏在精密制造领域积累深厚，安徽则在整车集成环节形成能力。但她同时指出，三省一市在政策协同方面仍存在诸多尚未打通的环节，以人才政策为例，员工因工作地不同而享受的政策待遇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在区域内灵活配置资源的效率。
究竟该如何破局？与会嘉宾们从不同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跨省区协同的真正落地，需要在制度设计与利益分配等层面同步推进。
冲破制度壁垒是首当其冲。赵昌文注意到，2025年7月，长三角三省一市已迈出实质性一步，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联合设立基础科研基金，有效破除了财政资金跨区域使用的制度障碍。但在利益分配层面，仍缺少可操作的制度安排。金剑华建议，针对G60九城建立跨区域中试风险共担基金，探索统一的财税和GDP分层核算体系，同时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平台，消除各地项目库、企业库相互独立所造成的流通壁垒。
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型同样关键。苏州工业园区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文杰认为，地方政府惯于强调土地、税收等传统招商优势，而科创企业的核心关切在于研发配套、高校协同与产业链支撑。政府角色的转型方向，应从招商引资转向生态搭建，从短期产出导向转向产业规律认知，通过制度环境与创新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让优质企业在适宜生态中自然生长。
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需同步调整。近年来，科技金融已经成为银行业的战略共识，各家银行正积极尝试从组织架构、风控逻辑、产品设计等维度探索适配科技型企业的服务方式。以扎根在长三角的浙商银行为例，近年来该行积极探索通过多方联动模式，与政府性基金、产业资本、券商、创投、保险、科研院所等各方力量合作，推动股、贷、债、保等多方资源协同发力，共同为科技型企业发展构建“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
结语
科技金融已走过“有没有”的阶段，正在进入“好不好”的深水区。破解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之间普遍存在的错配矛盾，既需要耐心资本的制度性培育，也需要区域协同的机制创新，更需要金融机构能够从资金融通到生态赋能的角色跃迁。
长三角作为科技金融改革的前沿阵地，其资本配置与区域协同的探索，是全国科技金融改革进程的集中体现。长三角能否在制度创新与生态构建上率先破题，不仅关乎区域创新生态的持久活力，也为全国科技金融改革寻找可复制的实践路径。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唯有参与者持续做难而正确的事，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才能真正落笔有力。
